一、引 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至2015 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 “十二连增”，2016 年、2017 年总产量虽较2015 年有所降低，但仍分别是历史第三和第二高产年。 在农业连续高产的同时，农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直接威胁我国的土地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不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土地为万物之母，五谷为万民之命，加大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力度势在必行。

农业化学品尤其是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是导致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 粮食连续保持高产与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有密切关系，但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正向线性关系。 研究表明，化肥农药投入量对粮食增产的弹性具有先增大后减小的特性，在高强度使用阶段，其单位投入带来的实际粮食产量增加量将不断减少。［1－2］目前，我国化肥农药投入已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继续增加投入量不仅无法明显使粮食增产，还将产生严重的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问题，对农产品品质和国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最终形成“总量不增、质量下降”的“非帕累托改进”。

开展农药化肥投入减量是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国农业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走质量兴农之路，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这一思想为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指明了方向。 加强农用地污染治理、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与合理利用，本质上是调整农业要素投入禀赋结构，是从“增量增产”到“减量增效”的关键转换。 我国高度重视化肥农药投入减量工作，陆续出台大量的政策予以推进，并取得了积极成效。2016 年，全国化肥使用总量首次实现减量，农药则已实现连续下降，有22 个省份实现了化肥和农药零增长。［3］但是，化肥农药减量仍然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尽完善、监督执法力度不足、相关标准缺失、市场力量偏弱等薄弱环节， 面对阶段性成绩仍需保持谨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仍需常抓不懈。

实际上，学界对农业化学品过量投入问题的研究要早于政策实践层面，且已取得较大研究进展。 目前，就农业化学品投入与农业产量间的脱钩关系、 农业化学品持续过量投入的危害等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化学品过量投入无法实现有效增产且产生了严峻的环境负面影响，这些基础性研究为科学认识农业化学品投入的环境负面效应、推进投入减量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 当前，学术探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的实施路径和实施对策方面。 按照关注主体或研究对象的不同，大体上可将这些研究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 自上而下的研究主要围绕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的顶层设计开展，其中已有大量文献关注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4-7］，这些研究建议加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的相关规定，这些学术呼吁最终为党和国家所重视，2018 年8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效弥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领域的空白； 另有部分学者侧重于研究经济手段对化肥农药投入减量的影响，其中又以农业补贴影响分析多见［8-10］，某些学者独辟蹊径，从农业化学品征税角度开展了相关 研究［11，12］，但对这一经济手段的有效性尚缺乏论证。与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不同，自下而上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微观个体的农民在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中的作用， 其研究逻辑在于分析农民化肥农药施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致力于从微观层次引导农民实现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13-15］上述两类研究关注了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行为，这些研究丰富了农业化学品投入减量的路径与手段，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思路。 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主要表现为相对割裂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研究过程中无法有效协调顶层与底层、 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系统性、综合性程度仍显不足，对决策支撑的能力仍然有限。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和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的基本态势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弥合政府、企业、农民等主体在化肥农药减量中的不同作用，从而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系统性对策建议。